中間六句是個轉折。退一步著想，既然在政治上不能有所作為，不如丟開自己的志向，罷官回家休息，還得與親人朝夕團聚，共敘天倫之樂。于是適當鋪寫了家庭日常生活的場景，雖則寥寥幾筆，卻見得情趣盎然，跟前述官場生活的苦厄與不自由，構成了強烈的反差。當然，這里寫的不必盡是事實，也可能為詩人想象之辭。如果根據這幾句話，徑自考斷此詩作于詩人三十來歲一度辭官之時，不免過于拘泥。

然而，閑居家園畢竟是不得已的做法，并不符合作者一貫企求伸展抱負的本意，自亦不可能真正解決其思想上的矛盾。故而結末兩句又由寧靜的家庭生活的敘寫，一躍而為牢騷愁怨的迸發。這兩句詩表面上引證古圣賢的貧賤以自嘲自解，實質上是將個人的失意擴大、深化到整個歷史的層面——懷才不遇并非個別人的現象，而是自古皆然，連大圣大賢在所不免，這足以證明現實生活本身的不合理。于是詩篇的主旨便由抒寫個人失意情懷，提升到了揭發、控訴時世不公道的新的高度，這是一次有重大意義的升華。還可注意的是，詩篇終了用“孤且直”三個字，具體點明了像作者一類的志士才人坎坷凜冽、抱恨終身的社會根源。所謂“孤”，就是指的“孤門細族”（亦稱“寒門庶族”），這是跟當時占統治地位的“世家大族”相對講的一個社會階層。六朝門閥制度盛行，世族壟斷政權，寒門士子很少有仕進升遷的機會。鮑照出身孤寒，又以“直”道相標榜，自然為世所不容了。鐘嶸《詩品》慨嘆其“才秀人微，故取湮當代”，是完全有根據的。他的詩里不時迸響著的那種近乎絕望的抗爭與哀嘆之音，也不難于此得到解答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