前八句，稱頌三代帝王抑制打擊兼并的政策，即君主直接控制土地與財權，不使落于奸佞豪強之手，百姓利益由此得到保護。

當時，北宋王朝面臨滅亡的危險，在這種社會危機的背景下，詩人對三代的稱贊，無形中把人們帶進一個無兼并，政令通行，人民安居樂業的升平社會，引導人們對它的向往，同時也是喚起人們正視當今兼并四起，社會混亂，民不聊生，國貧兵弱的客觀現實，從而認清“兼并乃奸回”，激發起對兼并現象和兼并勢力的憤懣。引起“不除奸回，禍患不已”的共鳴。不難看出，詩人名日是對“三代”的稱贊，實質是對“兼并”的斥責。從痛斥“兼并乃奸回”，嚴申“奸回法有誅”，讀者看到詩人對兼并這一奸詐邪惡的東西是多么的深惡痛絕!他的“摧制兼并”，“理財富國”的愿望又是多么的迫切。

中八句，批判后世君主放棄對土地與財權的控制，遂使土地財產為豪強所掌握，社會矛盾增加，難以管理。從“秦王不知此，更筑懷清臺，禮義日已偷，圣經久堙埃”帶有惋惜口氣的詩句，就說明了這一點，同時從這里又可以看出他對當朝政府放棄法家路線，實行“不抑兼并”政策的否定。

在王安石看來，要變法，推行“摧制兼并”的政策，關鍵在于政府。從他沒有直接指責當朝政府而是稱贊“三代”皇帝，指責“三代”以后的那些皇帝，說明他對當朝政府還寄托著一定的希望，流露出要通過皇權來實行變法的企圖，這與他后來的行動是一致的。開始，宋神宗對變法的意義認識不足，王安石通過啟發、說服,終于使宋神宗覺悟，取得宋神宗的同情和支持，實現了他的目的。因此，在政府如何對待兼并這個問題上，作者一贊一貶，確實發人深思。“奸回法有誅，勢亦無自來”和“后世始倒持，黔首遂難裁”，使人從這個鮮明的對照中，領悟出一個道理：實行不實行“摧制兼并”的政策,是關系到能否治理好國家的一個重大問題。這對放棄法家路線，采取“不抑兼并”政策，導致社會混亂的北宋政府具有很大的啟發。而對那些主張倒退、守舊、兼并成習的大地主大官僚進行了有力的鞭撻。

后八句，指斥當今弊政發展至極致，官吏以聚斂為能，而儒者竟然認為“兼并”不可摧抑。其結果是，豪強繼續兼并，而官府又加掠奪，而百姓愈加可憐。“俗更不知方，培克乃為材，俗儒不知變，兼并可無摧，利孔致百出，小人私闔開；有司與之爭，民愈可憐哉”，在這一連串帶著強烈譴責意味的詩句中，王安石把那幫頑固派和兼并之徒，認為只有守舊、兼并才能治理好國家的反動思想駁得體無完膚，把他們為了“富自己，不顧國家命運、人民疾苦，大肆兼并，頑固守舊的丑惡面目暴露無遺。這里連用二個“俗”字，表現了王安石對這股腐朽的社會勢力的憎惡和蔑視，體現了他不與世俗同流的斗爭精神，閃耀著他變革圖強，順應歷史潮流前進的進步史觀。

這首詩直接發表議論，由史及今，眼光深邃；而語言質樸無華，峭直凌厲。此種風格，與王安石以“適用為本”，“以文為飾”的文學主張正相符合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