和《周頌·雝》所描寫的“肅肅”“穆穆”的神態不同，《周頌·載見》重點在于描寫助祭諸侯來朝的隊伍，朱熹評之曰“賦”也。詩中“龍旂陽陽”四句，確實具有賦的鋪敘特點：鮮明的旗幟飄揚，鈴聲連續不斷響成一片，馬匹也裝飾得金碧輝煌，熱烈隆重的氣氛，浩大磅礴的氣勢，有聲有色；八方匯集，分明是對周王室權威的臣服與敬意。周頌中的許多祭祀詩，是只求道出目的，不惜屢用套語，絲毫不考慮文學性的，而《周頌·載見》卻安排了極為生動的鋪敘，在一般說來枯燥乏味的頌詩中令人刮目相看。這也足以說明，在有助于實現政治目的的情況下，統治者不僅不排斥，而且會充分調動積極的文學手段。

詩的后半部分，奉獻祭品，祈求福佑，純屬祭祀詩的慣用套路，本無須贅辭，但其中“烈文辟公”一句頗值得注意。在詩的結尾用諸侯壓軸，這與成王的新即位，而且是年幼的君王即位有關。古代歸根結蒂是人治社會：就臣子而言，先王駕馭得了他，他服先王，但未必即如服先王一般無二地服新主；就新主而言，也可能會一朝天子一朝臣。因此，在最高統治者更換之時，臣下的離心與疑慮往往是同時并存，且成為政局動蕩的因素。詩中贊揚諸侯，委以輔佐重任，寄以厚望，便是打消諸侯的疑慮，防止其離心，達到穩定政局的目的。可見，《周頌·載見》始以諸侯，結以諸侯，助祭諸侯在詩中成了著墨最多的主人公，實在并非出于偶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