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周頌·武》一開頭，就以最高亢最雄渾的歌喉對周武王做出了贊頌：“於皇武王！無競維烈。”殷商末年，紂王荒淫暴虐，厚賦稅以盤剝國人，造炮烙酷刑以鎮壓異己，嬖愛婦人妲己，寵信佞臣費中、惡來，醢九侯，脯鄂侯，囚西伯（即周文王），微子數諫不聽而亡去，比干強諫而被剖心，箕子佯狂為奴亦遭囚。紂王的倒行逆施，令百姓怨憤，令諸侯寒心。因此，周武王伐商，是一場反抗暴政的正義戰爭，是符合民意、順應歷史潮流的壯舉，它必然得到上至貴族下至平民的普遍擁護與歡迎、響應。此篇《頌》詩對周武王完成克商大業的贊美，盡管是站在周王朝統治者立場上的，但也是同時代民眾心聲的反映，令人感到真實可信，不像后世郊廟歌詞虛應故事的陳詞濫調那么惹人厭煩。

在唱出開頭兩句頌歌后，詩人筆調一轉，飲水思源，懷念起為克商大業打下堅實基礎的周文王來。文王（即西伯）被紂王囚禁羑里，因其臣閎夭等人獻寶物給紂王而得赦免，他出來后獻洛西之地請求紂王廢除炮烙之刑，伐崇戡黎，建立豐邑，修德行善，禮賢下士，深得人心，諸侯多叛紂而往歸之。他為武王的成功鋪平了道路，使滅商立周成為水到渠成之事，其功德不能令人忘懷。“允文”云云，真是情見乎詞。

詩的最后三句，直陳武王繼承文王遺志伐商除暴的功績，將第二句“無競維烈”留下的懸念揭出，在詩歌的語言運用上深有一波三折之效，使原本呆板的《頌》詩因此顯得吞吐從容，涌動著一種高遠宏大的氣勢。可以說，此詩是歌功頌德之作中的上品。

當然，《頌》詩的本質決定了它必定具有一定的夸飾成分。武王伐商，詩中聲稱是為了“遏劉”，即代表天意制止暴君的殘殺，拯民于水火。但戰爭是殘酷的，所謂“圣人號兵者為兇器”（《六韜》）是也，牧野之戰，《尚書·武成》有“流血飄杵”的記載，《逸周書·世俘》亦有“馘魔億有十萬七千七百七十有九”的說法。所以崇尚仁義的孔子不免對之感到有些遺憾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