宋孝宗乾道八年（1172）十二月，試禮部尚書韓元吉，利州觀察使鄭興裔被遣為正、副使。到金朝去祝賀次年三月初一的萬春節（金主完顏雍生辰）。行至汴梁（時為金人的南京）金人設宴招待。席間詞人觸景生情，百感交集，隨后賦下這首小詞。寄給陸游以后，陸游又寫下《得韓無咎書寄使虜時宴東都驛中所作小闋》一詩，可作此詞的參考。詩云 ：“大梁二月杏花開，錦衣公子乘傳來。桐陰滿第歸不得，金轡玲瓏上源驛。上源驛中捶畫鼓，漢使作客胡作主。舞女不記宣和妝，廬兒（侍從）盡能女真語。書來寄我宴時詞，歸鬢知添幾縷絲。有志未須深感慨，筑城會據拂云祠 。”（見《劍南詩稿 》卷四）可見金人的宴席是設在源驛。宋王明照《玉清新志》卷四云 ：“陳橋驛，在京師陳橋、封丘二門之間，唐為上元驛。⋯⋯后來以驛為班荊館，為虜使迎餞之所 。”上元驛，蓋即上源驛 ，北宋時既為“虜使迎餞之所”（猶今之賓館或招待所 ），入金后當亦于此接待宋使。陸游詩不僅反映了設宴的地點，也大體說明了時間及歌舞伴飲的情況，對于此詞的分析，是極有幫助的。

這首小詞可謂字字哀婉，句句凄切，愛國情思通貫全篇。汴京原是宋朝故都，特別是上源驛原是宋太祖趙匡胤舉行陳橋兵變、奪取后周政權、奠定宋朝基業的發祥地 。可是經過“靖康之變”，這兒竟成了金人的天下。如今韓元吉來到這宋朝的故都，宋朝的發祥之地，江山依舊，人物全非，怎能不凄然飲泣？

詞的上片運用了一個情境與它相似的歷史事件，抒寫此時此際的痛苦。據《明皇雜錄》記載，天寶末年，安祿山叛軍攻陷東都洛陽，大會凝碧池，令梨園子弟演奏樂曲，他們皆欷歔泣下，樂工雷海青則擲樂器于地，西向大慟。詩人王維在被囚禁中聽到這一消息，暗地里寫了一首詩 ：“萬戶傷心生野煙，百宮何日再朝天？秋槐葉落深宮里，凝碧池頭奏管弦 。”詩中描寫了戰后深宮的荒涼景象，表達了自己的哀苦心境。韓元吉此詞，在措詞與構思上，無疑是受到這首詩的影響。但它所寫的矛盾更加尖銳，感情更加沉痛。

因為作者是直接置身于矛盾沖突之中，對心靈的震動更甚。“凝碧池”雖是以古喻今 ，屬于虛指，而著一“ 舊”字 ，則有深沉的含義。偏偏就在這宋朝舊時“虜使迎餞之所”，聽到宋朝舊時的教坊音樂，“漢使作客胡作主”，整個歷史來了一個顛倒。這對于一個忠于宋朝的使者來說，該是多么強烈的刺激！上源驛的一草一木，教坊樂中的一字一腔，無不震憾著他的心靈，于是詞人不禁發出一聲感嘆：“多少梨園聲在，總不堪華發 ！”這是一個從聲音到外貌的轉化，其中蘊含著復雜的心理矛盾，包藏著無比深沉的隱痛。因為這音樂能觸發人的悲愁，而悲愁又易催人衰老，所以說“總不堪華發”。詞人以形象精煉的言語 ，道出了自己在特定環境下復雜心理活動，手法是極其高明的。

詞的下片，構思尤為巧妙。開頭兩句，既點時間，亦寫環境，并用杏花以自擬“杏花無處避春愁，也傍野煙發 。”以虛帶實，興寄遙深，其中隱有深刻的含義。所謂寫實，是指杏花在二月間開花，而汴京賜宴恰在其時。金人的萬春節在其中都燕山（今北京市）舉行慶典，韓元吉此行的目的地為燕山；其到汴京時間，當如前引陸游詩所云在二月中間。杏花無法避開料峭的寒風，終于在戰后荒涼的土地上開放了；詞人也象杏花一樣，雖欲避開敵對的金人，但因身負使命，不得不參與宴會，不得不聆聽令人興感生悲的教坊音樂。詞人以杏花自喻，形象美麗而高潔；以野煙象征戰后荒涼景象，亦極富于意境。而“無處避春愁”五字，則是“詞眼”所在。有此五字，則使杏花人格化，使杏花與詞人產生形象上的聯系。此之謂美學上的移情 。“野煙”二字，雖從王維詩中來 ：“杏花”的意念，也可能受到王維詩中的“秋槐”句的啟迪，但詞人把它緊密地聯系實境，加以發展與熔鑄，已渾然一體，構成一個具有獨特個性的藝術品。

結尾二句仍以擬人化的手法 ，抒發心中的悲哀。北宋汴京御溝里水，本是長年流淌的。可是經過戰爭的破壞，早已阻塞干涸了。再也聽不到潺潺流淌的聲音。這在尋常人看來可能沒什么感覺，可是對韓元吉這位宋朝的使臣來說，卻引起他無窮的感愴，他胸中懷有黍離之悲，故國之思，想要發泄出來，卻礙于當時的處境。滿腔淚水，讓它咽入腹中。但這種感情又不得不抒發，于是賦予御溝流水以人的靈性，說它之所以不流 ，乃是由于理解到詞人內心蘊有無限痛苦，怕聽到嗚咽的水聲會引起抽泣。這樣的描寫是非常準確而又深刻的。人們讀到這里，不禁在感情上也會引起共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