酈道元《水經注》說“余至長城，其下有泉窟，可飲馬，古詩《飲馬長城窟行》，信不虛也。”詩的首句著題，也可以說點出環境特征，第二句以“水寒傷馬骨”，渲染邊地苦寒，則難以久留的思歸之心已在言外。這個開頭既簡捷又含蓄。下文便是蘊含之意的坦露，一位役卒終于忍無可忍地對監管修筑長城的官吏說：到了服役期滿，請千萬不要延誤我們太原役卒的歸期。從這個請求中，可以看出其歸心之切，也透露了“稽留”乃往日常有之事，甚至眼前已經看到又將“稽留”的跡象，若不如此，豈敢憑空道來。所以鐘惺“怨甚”（《古詩歸》二字評這句話，是很能發掘這話中之話的。。官吏回答說：官府的事自有期限，舉起手中的夯和著號子快干吧！一派官腔，也是話中有話。只此兩句，氣焰、嘴臉，如在眼前。那役卒看此情景，聽此言語，也憤憤地回敬了兩句：男子漢寧可刀來劍去戰死疆場，怎能這樣窩窩囊囊，遙遙無期地做苦役呢！以上“三層往復之辭，第一層用明點，下二層皆用暗遞，為久筑難歸立案，文勢一頓”（張蔭嘉《古詩賞析》）。

“長城何連連，連連三千里”。如此“官作”，何時竣工？再加上如此官吏，更是歸期無望。也正因這樣，才造成“邊城多健少，內舍多寡婦”。古時凡婦人獨居者，皆可稱“寡婦”。兩個“多”字，強調地概括了廣大人民的苦難境遇。這四句詩，不脫不粘，似是劇中的“旁白”，巧妙地將希望轉至絕望，由個別推向一般，由“健少”而連及“內舍”，從而大大地開拓了作品反映的生活面。這對于了解人物的思想活動，乃其所產生的現實基礎，對于勾連上下內容，都是很重要的。

“作書與內舍”，便是上述思想的延伸。“便嫁”三句，是那位役卒的寄書之辭。首先勸其“嫁”，而后交代她好好侍奉新的公婆，這無疑是希望她能得到新的融洽的家庭生活，最后還懇求她能常常念起往日丈夫（即役卒自己）。第一句，明確果斷；二三兩句，又從另一個側面顯示出其善良的心地，與難忘的情愛。這矛盾的語言藏著歸期無日、必死邊地的絕望。藏而不露，亦是為了體貼對方。“書”中三句，第一句為主，后兩句則是以此為前提而生發出來的。所以妻子”報書往邊地“，便抓住主旨，直指丈夫出言粗俗無理，“今”字暗示往日不曾如此。語嗔情堅，其心自見，一語道盡，余皆無須贅言。“身在”六句，上役卒再次寄書，就自己的“出語”，與妻子的指責，作進一步解釋。頭兩句說自己身在禍難之中，為什么還要留住別人家的子女（指其妻）受苦呢？接著四句是化用秦時民歌――“生男慎勿舉（養育），生女哺（喂食）用脯（干肉）。不見長城下，尸骸相支拄”。其用意是以群體的命運，暗示自己的“禍難”，自己的結局。因此，前言雖“鄙”，亦出無奈，其情之苦，其心之善，郭不可察，何況其妻呢！妻子也確實理解了，感動了，這從再次報書中可以看出。她說：我自從與你成婚，隨后你就服役邊地，這種日子當然令人失望怨恨，但是，情愿相連，兩地一心，這始終不變的。如今明知你在邊地受苦，我又豈能久于人間！雖己以死相許，但對丈夫的結局終不忍直言，只以“苦”字代之，既回腸九曲，又言辭得體。

本詩采取了點面結合、以點為主的手法，詩中既有廣闊的圖景，更有具體細膩的描繪，兩者相互引發，概括而深刻地反映了“筑怨興徭九千里”，所釀成的社會的和家庭的悲劇，顯示了作者駕御題材的能力。詩中人物的思想活動，均以對話的手法逐步展開，而對話的形式又巧于變化，這一點是深得前人稱贊的。譚元春說：“問答時藏時露，渡關不覺為妙”（《古詩歸》）。沈德潛說：“無問答之痕，而神理井然”（《古詩源》）。不僅如此，語言也很有特色，役卒對差吏的剛毅、憤慨之詞，和對妻子那種恩愛難斷、又不得不斷的寄語，都表現了感情的復雜性，和性格的豐富性；妻子那一番委婉纏綿而又斬釘截鐵的話語，則寫出了她純潔堅貞的深情；就是那差吏不多的兩句話，也活畫出其可憎的面目。如此“奇作”的出現，除了作者的才華與技巧之外，似乎還應該指出，它與詩人對當時連年戰亂、“人民死喪略盡”的現實的了解，對人民命運的同情與關注是密不可分的。如果可以這樣說的話，那么本詩的現實意義，也是不可忽略的。 （趙其鈞）

----引自"國學網站"[url=http://www.guoxue.com]http://www.guoxue.com[/url]