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古人心目中 ，“經 ”是至高無上的圣賢之教，而詩詞則是不登大雅之堂的“小道”、“末藝 ”，兩者不可相提并論。然而，性格豪放不羈、富于創新精神的辛棄疾，卻偏要突破這些清規戒律，將二者融于一體。辛棄疾的這首《踏莎行 》，便是集經句而成的一首佳詞。此題曰“賦稼軒”，“稼軒”乃詞人鄉村別墅之名。據宋洪邁《稼軒記》載，信州郡治（即今江西上饒）之北一里馀，有空曠之地，三面附城，前枕澄湖如寶帶。辛棄疾第二次出任江南西路安撫使時，在此筑室百間，置菜圃、稻田，以為日后退隱躬耕之所，故憑高作屋下臨其田，名為“稼軒 ”。又據鄧廣銘先生考證，辛棄疾于孝宗淳熙八年（1181）冬十一月自江西安撫使改官浙西提點刑獄公事 ，旋為諫官攻罷，其后隱居上饒帶湖達十年之久。因此，這首詞很可能作于他賦閑之初。

此詞上片開篇“進退存亡”，語出《易·乾文言》：“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，其惟圣人乎 ！”是說只有圣人才能懂得并做到該進則進，該退則退，該存則存，該亡則亡，無論是進是退、是存是亡，都合于正道 。“行藏用舍 ”，則是對《論語·述而》載孔子語“用之則行，舍之則藏”云云的概括。即是說，倘若受到統治者的信用，就出仕 ；倘若為統治者所舍棄，就隱居。“小人請學樊須稼 ”，亦用《論語 》。該書《子路》篇載孔門弟子樊須請學稼，孔子曰 ：“吾不如老農。”請學為圃（種菜），孔子曰 ：“吾不如老圃（菜農）。”樊須出，孔子曰：“小人哉，樊須也！”以上三句實際表達的是一個意思，即自己現在既不為朝廷所用，那么不妨遵循圣人之道，退居田園，權且做他一回“小人 ”，效法樊須，學稼學圃。接下去“衡門”二句，著重寫自己歸耕生活的樂趣。上句出《陳風·衡門》：“衡門之下，可以棲遲 。”“衡門”，謂橫木為門，極其簡陋，喻貧者所居。“棲遲”，猶言棲息、安身 。此系隱居者安貧樂道之辭，詞人不僅用其語，且襲其意。下句則出《王風·君子于役》：“日之夕矣，羊牛下來 。”謂太陽落山，牛羊歸圈。詩的原文是思婦之辭，以日暮羊牛之歸反襯征夫之未歸，詞人卻借此來表現田園生活情調。要而言之，上片主要講自己歸隱躬耕不僅合乎圣賢之道，而且恬靜可喜。為另一層次，緊承上文，進而抒寫歸耕后的自適其樂。

此詞下片筆鋒一轉，用反對“學稼 ”的孔夫子，來進一步說明耕稼之樂。“去衛靈公”一句，又用《論語》。據《衛靈公》篇載，靈公問陣（軍隊列陣之法）于孔子，孔子答曰 ：“俎豆（禮儀）之事，則嘗聞之矣 ；軍旅之事 ，未嘗學也 。”明日遂離衛而去。按《史記·孔子世家》，靈公問陣、孔子去衛，事在“遭桓司馬”之后。作者這里將“去衛靈公 ”句置于前，可能與《史記》不屬于“經”，用此與題例不合有關。

“遭桓司馬”，見《孟子·萬章上 》。“桓司馬”即桓魋，時為宋國的司馬，掌管軍事。孔子不悅于魯、衛，過宋時“遭宋桓司馬將要（攔截）而殺之 ”，不得不改換服裝，悄悄出境 。“東西南北之人也”一句，為《禮記·檀弓上》所載孔子語，蓋謂己周游列國，干謁諸侯，行蹤不定。這里故意用孔子一意從政但卻四處碰壁的故事，以引出下文所要表達的意思 。“長沮桀溺耦而耕，丘何為是棲棲者？”這兩句亦全用《論語》。上句見《微子》篇：“長沮、桀溺耦而耕（兩人各持一耜，并肩而耕）”，孔子路過其傍，命弟子子路向他們詢問渡口何在。桀溺對子路說：天下已亂，無人能夠改變這種狀況。你與其跟從“ 避人之士”（遠離壞人的人，指孔子），不如跟從“避世之士”（遠離社會的人，指自己和長沮）。下句則出自《憲問》篇：微生畝謂孔子曰 ：“丘何為是棲棲者與？”這兩句意思很明顯，即孔子那樣忙忙碌碌地東奔西走，不如像長沮、桀溺那樣隱居來得逍遙自在。從而進一步突出詞人自己陶陶然、欣欣然的歸耕之樂。

從表面上看，這首詞充滿了對大圣人孔子的諷刺和挖苦，是對孔圣人的“大不敬 ”。但細加品味，那執著于自己的政治信念、一生為之奔走呼號而其道不行的孔子，實是詞人歸耕前之自我形象的寫照。訕笑孔子，正所以自嘲也。其中不知有多少對于世路艱難的嘆慨，對于自己懷才不遇、報國無門的惆悵與憤恨！所以詞中諷刺孔子，正突出了孔子的偉大形象。

從集句的角度來分析，這首詞也有許多獨到之處。此詞“東西”、“長沮”二句天生七字，不勞斧削；“衡門”、“日之”二句原為四言八字，各刪一字，拼為七言 ，“丘何 ”句原為八字，刪一語尾助辭即成七言，亦自然湊拍。通篇為陳述句式，雜用五經，既用經文原意，又推陳出新，音調抑揚，渾然一體，實是詞中不可多得的佳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