蕭瑟的風聲，茫茫的原野。邯鄲，這昔日慷慨悲歌行之士云集的北國名城，繁華一時的趙國古都，如今已是煙寒草衰，光沉響絕。唯有那在疾風欲裂的古道上進著一隊人馬，面對這歷史殘跡，又怎能不翻涌起沉痛卻又無奈的反思？這，就是曾覿一行人的基本心境。

當時正值南宋孝宗乾道五年（1169）隆冬，身為賀金正旦副使的曾覿，同正使汪大猷一道奉命出使金國，詞中所描述的情境正是他們在邯鄲古道上的所見所想。（《續資治通鑒》卷一四一）。據《宋史》記載，宋高宗趙構在以奸臣相秦檜為首的投降派的慫勇下，于紹興十年在向金帝所進表中，卑躬屈膝地答應：“世世子孫，謹守臣節。每年皇帝生辰并正旦，遣使稱賀不絕，歲貢銀、絹各二十五萬兩、匹 。”史稱“紹興和議”這個賣國投降條約遭到廣大南京軍民的強烈反對 。紹興三十一年金兵又準備南侵，高宗進退兩難，只好將皇位傳與養子趙，即孝宗。趙在太子時期就主張抗金，即位后在主戰派陳康伯、胡銓、張浚、虞允文等主戰派的支持下積極備戰，興師北伐。由于北伐暫時失利，再加上以太上皇趙構為首的主和派極力陰撓，本來就對抗金缺乏信心的孝宗只好同意議和。在公元1164 年冬，與金簽訂了妥協投降的《隆興和約》。

從此南宋皇帝對金雖不再稱臣，卻改君臣關系為叔侄關系，疆界仍維持完顏亮南侵前狀況，歲貢由原來的每年銀 、絹各二十五萬兩、世，減少為各二十萬兩、匹。這無疑又是一個屈辱的條約，所以對于于有著國之家破之悲的東都故老，卻還要到金國去賀正旦的曾覿來說，當然是倍感屈辱的。然而這種屈辱和慘痛又無法逃避。這首詞所抒發的，正是詞人內心世界的這種痛苦。

詞的上闋講行客之“傷”眼前邯鄲古道的連天衰草固足令人神傷，當年轉瞬即逝的繁華，也因現今的政治形勢和疆界的劃分而成為“不堪思憶”的東西了。

下闋緊承“古”“傷”二字，結穴于“空”這個觀念。詞人在嗟嘆前人業績，往昔繁盛不復再現的同時，也把失地未能收復的感傷之情，揉和于其中，一并抒發出來。至于“傷行客”與“空陳跡”兩個疊句的使用，不但符合音律上的要求，而且使這種失落感進一步加深 ，傷感之情更加濃烈 。“叢臺歌舞無消息”等句，就明顯地透露出了這種渴望卻又失望，感傷而又悲涼的情緒 。邯鄲叢臺 ，本戰國時趙武靈王所筑。李白《明堂賦》說 ：“秦、趙、吳、楚，爭高競奢，結阿房與叢臺 ，建姑蘇及章華。”可見叢臺也同阿房宮等都曾經是“朝歌夜弦”的宴樂之所。而目前的情況又如何呢？于是曾覿將他在邯鄲古道、叢臺陳跡上所涌起的種種黍離之悲，興亡之感，通通淡化在“空”之一字里 。所謂“空”實際是希望它“ 不空”而成了“空”。如此深曲委婉的心思 ，竟被他表現得這么充分，這么蘊藉，正如張炎所要求的，不但造語“平妥精粹”，而且用事又“緊著題，融化不澀”“不為所使（《樂府指迷 》），確實具有相當功力。詞的末尾兩句的“ 連天衰草，暮云凝碧”，描繪出一幅十分衰瑟的景象，這是詞人內心感情的外化；情景交融，達到了巧妙的程度 。對于這首小令 ，黃叔旸當時就指出它“凄然有黍離之感”（《中興以來絕妙詞選》）。其實它的價值還不僅僅限于這一點 。 象曾覿這樣的上層文人，不管他把自己的命運同最高統治者聯系得何等緊密，殘破的家園、積貧積弱的國運總會要不斷地扣擊他的心，在光榮的歷史與屈辱的現實的夾擊下，又怎能不流泄出那只能屬于自己的反省和呻吟呢？所以我們認為這首詞中，所謂繁華一瞬，所謂歌舞陳跡等都寄寓著對北宋滅亡的感嘆 ，和失地未能收復的悲傷。正是作者通過反思啟示著人們：分裂和偏安是不得人心的。